【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邵群玉】“一个时代要有一批作家‘在场’，好的作家坚决反对模式化。”改编自中国著名作家、编剧周梅森同名小说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《大博弈》正在热播。该剧由秦昊、万茜等人主演，讲述中国重型装备制造业在改革中崛起的故事。从《人间正道》《国家公诉》《人民的名义》《突围》，再到《大博弈》，周梅森对自己的每部作品都充满信心。“我所有作品立足点都是要站在时代高点，写透中国社会现实的问题。”周梅森告诉《环球时报》记者，无论多么大的理想和舞台，都是人在表演，“要充分写出人性的复杂，我想传达一种英雄主义精神”。

“几句话能讲清楚的事，就不要讲一大套理论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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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球时报：您曾提到，《大博弈》可能会“创造一种新的表现工业和改革题材的艺术形式”。“新”在哪里？

周梅森：现在很多剧就工业谈工业，这些局限于一厂、一地、一市，是最常见的小叙事角度。而《大博弈》的故事从孙和平（秦昊饰）在东南亚卖耗子药开始，这种写法是我精心考虑的。本来，故事开篇是孙和平和杨柳（谭凯饰）决裂后，他们所在的公司股票在香港大肆暴跌，来自中国香港、法国、法兰克福、纽约华尔街的投资商召开全球股东大会指责孙和平。这开头很有气势吧？但这样倒叙会劝退很多观众，因为大家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我把开头改成从抓耗子开始，是想要通过前五集把计划经济年代的问题讲透。不是讲哪一个小厂的更新换代、哪一批机器出了问题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，从老厂长到工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市场经济，而我们的改革是在这个起点上开始的，中国制造的伟大起步从这里开始。这是《大博弈》和其他常规工业题材电视剧完全不一样的地方，我站在时代高点，抓住了时代的本质。剧中，孙和平的着眼点，永远不敢离开质量、信誉、资本，通过国内资本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来看问题、谋发展。所有这些都很新，超出一般工业和改革题材机械的表达形式，是我最得意的地方。

很多工业题材、农业题材的作品总是劝退读者和观众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写好人和故事。作为一名作家和编剧，我的责任就是把人物塑造好、把故事讲好，少讲一点俗套、机械、系统性的东西。那种小格局的、纠缠不休的写法和拍法没意思，几句话能讲清楚的事，就不要讲一大套理论。在表现上，我的作品也会写出复杂、多面的人性。

环球时报：您希望通过《大博弈》传达怎样的思想？

周梅森：中国制造改变了中国、改变了世界，但我觉得我们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对于中国制造表现不够。我想通过《大博弈》传达一种英雄主义精神。这个世界上成功的人很少，也很幸运。很多成功人士过去过得可能还不如普通人，但他们像打不死的“小强”一样活着。

没躺在《人民的名义》的成功上

环球时报：《人民的名义》至今仍被视为经典之作。前一部作品成功之后，会给您的新创作带来压力吗？

周梅森：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最大问题之一，是文学作品中的很多矛盾和痛点会有巨大损耗。从小说和剧本来讲，我不认为《人民的名义》是我最好的作品，只是天时地利人和。在《人民的财产》（又名《突围》）中，我进行了大胆尝试，一方面写出国企80年的发展史，一方面写出国企面对的严重腐败问题。我很自豪没有躺在《人民的名义》成功的模式上。

环球时报：您曾提到，一个时代要有一批作家“在场”。什么样的作家算得上是“在场”的作家？

周梅森：要直面现实，客观公正地描写当下中国——不能回避问题，也不能专挖黑暗面。我的创作来源于我丰富的人生经历，来源于我对生活深刻的观察和了解。我想，我的作品是比较客观的。在我的《中国制造》里有一句话，“霓虹灯下有血泪，高楼后面有阴影”，我的作品都有人性的温度。

“编剧有话语权，中国电视剧才更有希望”

环球时报：您如何看待“编剧缺乏话语权”这一说法？

周梅森：“编剧缺乏话语权”对我来说从来不存在。我是一个比较强势的编剧，大概在圈子里面也比较少见，写了十几部电视剧，始终牢牢把握着话语权。早年都说拍主旋律剧肯定赔钱的时候，我就敢尝试完全自己投资自己做，像《国家公诉》《我主沉浮》《我本英雄》都是我全额投资的，我是编剧、出品人、制片人。我想在中国没有几个编剧敢像我这样——我先把剧本做好，合作方觉得合适就做，不合适我就换一家；但要拍，就得按照我的剧本去拍。

我希望我们的编剧都能强大起来。只有编剧强大了，中国影视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。编剧拥有话语权，中国电视剧才更有希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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